综合热点近日,海南琼海阳江镇一则政务推文引发热议。当地镇政府公众号发文美化干部帮扶事迹,声称镇党委书记多次自掏腰包购买苗木帮扶村民,还将当事人标注为“钉子户”。但当事人实地辟谣,称仅收到两株黄皮苗,从未见过沉香苗,所谓多次帮扶更是子虚乌有。9月3日,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第一时间对相关文章予以删除,承认文章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用词不当,对相关工作人员作出批评教育处理。一场刻意美化的宣传闹剧,最终以自我纠错收场,也为基层政务宣传敲响了警钟。
把“送两株黄皮苗”写成“多次自掏腰包帮扶”,还凭空多出了从未送过的沉香苗;把当事人未曾认可的调解结果,写成“成功化解积怨”“非常满意”。面对质疑,当地起初回应称系“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这一说法恰恰暴露出对政务宣传本质的认知偏差。政务公众号不是文学创作园地,而是面向公众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每一句话都代表公权力态度,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群众判断政府行为的依据。送了几株苗就是几株苗,当事人满不满意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替群众“满意”。更值得警惕的是,“钉子户”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政府账号使用此类定性词汇,缺乏对群众的基本尊重,也折射出少数基层干部对群众工作的认知扭曲。
文风背后是作风,作风背后是政绩观。这起事件表面上是信息采编和审核发布环节的把关不严,深层却折射出少数基层干部“重宣传、轻实干,重纸面、轻实效”的治理误区。个别干部信奉“工作干得好,不如文章写得好”,习惯用文字修饰弥补工作短板,用虚假亮点掩盖履职不足。从撰稿人刻意美化政绩,到审核人疏于核查,再到事发后推诿回避,层层失守,既是为民意识淡薄、责任意识缺失的体现,也是基层形式主义的典型缩影。这种“小微政绩美颜”不同于大规模、显性的政绩造假,多藏身于民生小事、基层细微工作中,极具隐蔽性,却最贴近群众日常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发轫于浙江、惠及全国的“千万工程”,以其二十年持续迭代的实践,深刻揭示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其核心启示在于,真正的乡村善治必须根植于本土文化脉络,以人民为中心,在现代化转型中完成治理体系的创造性重构。 “千万工程”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十年来,“千万工程”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成功密码正是那份“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为民情怀。
深入剖析“千万工程”,其生命力源于实现了三重根本性转变。治理主体从行政一元主导转向党政民多元协同、治理内容从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思维转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系统思维、治理模式从追求短期政绩的运动式治理转向注重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治理。浙江余村的实践尤为典型。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后,余村即规划了生态旅游区、生态工业区和生态居住区,2017年又将规划升级为“三区一环”,在坚持规划总体方向的同时注重结合发展阶段与产业趋势进行动态优化。余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田园变公园、把村庄变景区,使绿水青山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过程不是靠文案包装出来的,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积累起来的。反观阳江镇的做法,用虚构情节替群众“代言”、用标签化表述代替真诚沟通,恰恰背离了“千万工程”所坚持的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治理逻辑。
“千万工程”最富智慧之处,在于将“因地制宜”从工作原则升华为方法论体系。中国乡村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任何标准化治理方案都可能失效。“千万工程”秉持分类指导的治理艺术,尊重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创造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更深远地看,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治理创新,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的乡土根脉,也为全球乡村治理贡献了尊重多样性、强调适应性的中国方案。
“千万工程”蕴含的治理智慧,最终回应了一个根本性命题:在快速城镇化的时代浪潮中,乡村如何实现秩序重建与可持续发展?二十年的实践给出了中国式答案——以党建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系统思维统筹多维目标,以农民主体激活内生动力,以因地制宜彰显地方特色,以渐进迭代保持战略定力。而阳江镇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政务宣传的功能是向社会传递真实信息、接受群众监督,而非自我表扬、自我美化。政务新媒体是政府联系群众、传递政务声音的权威窗口,每一篇推文、每一则报道,都代表着官方公信力。公信力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最脆弱的存在,一篇失实报道的破坏力,往往大于十篇正面报道的说服力。
当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在于超越具体做法的简单模仿,把握其蕴含的治理哲学。基层治理不需要华丽空洞的“文字政绩”,只需要脚踏实地的民生实绩。一方面要扎紧制度篱笆,建立“事实核查、层层审核、专人终审”制度,所有民生宣传、帮扶故事必须核对当事人情况、留存工作台账,从源头杜绝宣传注水失真;另一方面要重塑正确政绩观,跳出纸面浮华,注重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群众诉求、办好民生实事上。唯有如此,才能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既留住“乡愁”的温度,又享有“现代”的便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乡村善治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乡土基础,为人类乡村文明发展贡献东方智慧。(重庆市九龙坡区晋渝森林小学校:李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