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下乡调研，有村干部拍着胸脯说：“我们得替老百姓把主意拿了，他们懂什么？”这话听着刺耳，一下让人想起“父母官”这个词。西汉、东汉时期两位南阳太守召信臣、杜诗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清廉爱民，百姓爱戴他们，称他们是“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续逐渐演变成“父母官”一词。当这百姓自发赠予的敬称异化为官员的自我标榜，不由得让人问一句：权力从何而来，干部与群众之间，究竟谁才是主？

“父母官”和人民公仆，差在哪？“父母官”骨子里是“我为你做主”，听起来热乎，可底下藏着的预设是官高于民、官比民高明，当官的天然就站在施恩和裁判的位置上；人民公仆刚好把它翻过来：事是你委托我办的，干部就是个跑腿的、办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赋予。邓小平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可今天有些干部还是走不出“替你当家”的瘾，拍板时雷厉风行，一遇质疑就觉得自己权威受了冒犯，说到底，是还没把屁股坐到该坐的那条凳子上。

为人民服务不是讲出来、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里，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走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顶着肝病剧痛与群众一同封沙、治水、改地，疼得受不了了，就用茶缸盖顶着肝部靠在藤椅上，硬是把椅背顶出一个窟窿，直至生命尽头，他惦念的仍是当地沙丘治理，留下遗言，希望死后埋在兰考沙地，亲眼见证黄沙变沃土；谷文昌在东山一干14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治理风沙，筑起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绿色长城”，去世后东山百姓形成了“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习俗；黄文秀放弃城市优渥条件回乡扶贫，扎根乡村带动产业增收，三十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下乡路上。他们从不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但人民永远把他们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总爱当“父母”的干部，日子久了就容易将公权力视作私人工具，做决策是“我替你做主”，搞执行是“我说你听”。当下一些落马干部的忏悔录，“把自己当成了特殊人物”“听不得不同意见”是高频词，其思想根源正在于权力观的扭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敬畏它，它是造福人民的利器；藐视它，它是伤及自身的利刃。把权力摊在阳光和监督下，守住为公的底线，方能在任何时候都站得直、行得正。

从“召父杜母”到人民公仆，称谓的变迁折射出权力观念的历史性进步，政绩从来不是报告里华丽的词句，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是衡量工作成效唯一的标尺。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扛起自身责任，踏踏实实做出实绩，接受人民的检验，才是新时代干部应有的面貌。（商河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崔广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