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22日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云南镇雄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实名举报现任信访局局长，让一起公职人员举报事件陷入复杂的“罗生门”。举报者自身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获刑，且目前仍在申诉中，被举报者断然否认并静待组织调查，双方各执一词，舆论场众说纷纭。这起事件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当举报者有过往的法律污点与道德瑕疵，该如何拨开迷雾，抵达事实真相？

身负案底的标签，让举报者的信用天然遭遇质疑。作为曾被定罪的前执法人员，其举报行为难免被解读为报复泄愤或自救策略，公众的警惕本无可厚非。但司法判决的定论，只能界定其过往的行为，却不能直接否定其举报内容的真伪。将举报者的人格品行与举报线索的虚实简单绑定，是认知上的危险捷径。动机或许存疑，可证据具有客观性，其指出的被举报者未满十八岁入党等具体且可验证的指控（档案笔迹鉴定为相关核验依据），正是突破动机迷障的关键。社会需要树立这样的认知、建立这样的机制：暂时悬置对举报者的个人道德审判，聚焦于对其举报线索的独立核验。

这起“罗生门”的形成，更折射出基层监督生态的现实困境。举报者称此前书面举报无果才诉诸网络，指向常规监督渠道可能存在的阻滞；被举报方的模糊回应、举报视频遭当地相关主体投诉下架的情况，即便有官方解释，也客观上加剧了外界对调查独立性的疑虑。当常规组织程序因信息不透明无法消弭争议，舆论场便成了真相探求的第二战场，事实的追寻往往与公众的情感立场、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交织，让局面愈发复杂。

穿透此类身份与事实交织的“罗生门”，不能依赖对举报者的简单褒贬，唯有靠刚性、透明、有公信力的制度程序，才能搭建起通往真相的桥梁。其一，调查主体必须保持超然性与权威性。涉事双方均与当地政法、纪检系统深度交集，由更高层级或异地指定机构介入调查，是打消“自查自纠”顾虑的基本前提。其二，调查过程与核心证据需有限公开。针对入党年龄、笔迹真伪等可技术核验的关键指控，调查方应适时公布鉴证过程与结论，用可复核的事实，对冲各执一词的争论。其三，明晰正当举报与诬告陷害的制度边界，既要依法保护出于公心的举报行为，杜绝打击报复，也要严厉惩处蓄意捏造的诬告陷害，不使处理结果因其身份特殊而有所偏颇。

镇雄这起举报风波，终会有官方定论，而其背后的命题更值得深思：健康的社会监督体系，从来不应只接纳“完美举报者”。面对身负案底的举报者，理性的态度既非预设立场的接纳，也非一概而论的拒斥，而是将其举报线索置于坚固、透明的制度框架中严谨检验。

真相从不会因举报者的身份瑕疵而被遮蔽，穿透“罗生门”的关键，从来不是对举报者完美人格的苛求，而是在复杂的现实中，坚守程序正义、秉持事实至上的制度定力与自信。唯有让调查过程与结论在阳光下呈现，真相才能超越个人命运的沉浮，在制度的支撑下清晰显现。（泸州市龙马潭区信访局：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