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2025年9月3日，窗外牵牛花正托着淡紫的花盏绕着竹架攀援，风里裹着田垄间玉米抽穗的清香。电视上正在直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礼炮轰鸣间，我忽然想起六年前的今天——2019年9月3日，我在12号教学楼303举起右拳，对着党旗许下誓言。时光竟如此巧妙，将个人的成长刻度悄悄嵌进了民族记忆的年轮里，而那些关于“共产党员是什么”的追问，也在岁月里慢慢有了答案。

童年的夏夜总是很长。姥姥家的院子里，蚊香缭绕出青色的烟，我躺在竹席上数星星。姥姥摇着蒲扇，跟我讲“毛主席带领红军过雪山”，讲“小米加步枪打胜仗”。五岁的我仰着脸，眨着眼睛问：“姥姥，毛主席是神仙吗？怎么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姥姥笑了，蒲扇停在空中：“不是神仙，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姥爷在一旁放下搪瓷茶杯，接过话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们哪能有现在的好日子？”我又问：“那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人？”蒲扇又轻轻摇起来，姥姥的声音软却郑重：“先得想着，要成为共产党员。”那时的“共产党员”，在我心里是个模糊又厉害的符号：是会飞的神仙，能一只手打鬼子，一只手种出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天真而庄严的想象，像一颗种子，在童年最柔软的土壤里悄悄埋下。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蝉鸣得格外热闹。父亲叫我进书房，指着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块红底白字的“共产党员先锋岗”标牌，边角磨得发亮，漆皮也有些褪了。“当时值守减河河堤，党员都冲在前头，这牌是那会儿发的。” 他指尖摩挲着标牌，语气郑重。“上了大学，别光想着读书，要多为别人做事。”父亲的声音很沉，“共产党员不是图名声，是要舍掉小我，心里装着大我。要是有机会，就向党组织靠拢，看看真正的党员该是什么样。”踏入大学校门，我第一时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那以后，我督促自己变成一个“忙人”：踏实学好专业课程，竞选成为班级团支书，组织团日活动，竞选学院部门负责人，协调开展发展党员培训工作，周末去养老院做志愿者……那时的我，终于对“共产党员”有了具体的认知——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是能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能为集体默默付出的人。2019年9月3日，当我站在党旗前，念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词时，眼眶忽然发热。阳光洒落在胸前的党徽上，我知道，儿时的那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了。

真正的淬炼来得猝不及防。2022年5月，我在北京读研，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紧的时候。宿舍被划为管控区，封锁的两个多月里，空气里都带着紧张的气息。一天晚上，我刚躺下，就看到年级群里发的通知：毕业生需要从校外宿舍转回校本部，急需志愿者协助转运物资、维持秩序。那一刻几乎不需要思考，我立刻填了在线报名表。第二天清晨，穿上明黄色的志愿者马甲，戴上口罩和手套，我成了转运队伍里的一员。两公里的路程，我们往返了一趟又一趟，有个学姐拖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踉跄着上下车时，我伸手接过她的箱子，她说：“谢谢你。”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共产党员不仅是日常里的服务者，更是危难时的“逆行者”——在大家需要的时候，要第一个站出来，冲在前头。原来‘舍小我为大我’的誓言，不是悬在空中的口号，而是沉甸甸落在肩头的责任，当手套被汗水浸透、眼镜被水汽模糊时，那些在党旗下重复过无数次的字句，突然有了真实的温度与重量。

如今，我作为选调生驻村已满一年。北侯村合作社的果园，成了我心里的“牵挂地”—— 走进园子，连片的果树错落有致，枝头早已挂满果实：毛桃已有小部分褪去青涩，透着诱人的粉红晕，轻轻一碰仿佛能闻到清甜的果香；黄桃和维纳斯苹果还裹着青涩的外衣，等着秋日里的成熟蜕变。每次来，总能看到村民们围着果树打转，有的细细查看果子长势，有的忙着给果树疏枝，脸上挂着藏不住的期待与笑意。我更觉得身上的事不能怠慢，时刻记挂着和客商的合作，想让这刚熟的毛桃和后续的果子都能卖个好价钱。那些曾经关于“共产党员是什么”的追问，终于有了最踏实的答案。它不是儿时想象中的“神仙”，不是大学里的“服务者”，也不是疫情中的“志愿者”，而是所有这些身份的总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是在需要的时候，从不退缩的担当。

电视里的纪念大会还在继续，长安街上礼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鲜红的党旗在风中飘扬。我想起姥姥蒲扇下的叮嘱、父亲书桌上的先锋岗标牌，想起疫情里汗湿的手套，也想起12号教学楼303那只举起的右拳。六年党龄，不长，却足够让我从一个追问“共产党员是什么”的孩子，长成一个践行“共产党员该做什么”的基层工作者。

风又吹过来，牵牛花的香气更浓了。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而我的入党故事，也会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继续写下去——写在每一次为村民解决难题的奔波里，写在每一次助力乡村振兴的努力里，写在每一个像9月3日这样，将个人理想与民族使命紧紧相连的日子里。（德州市庆云县尚堂镇北侯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蔡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