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华书局发布说明称，对读者盛大林先生指出的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诵读”本《唐诗三百首》存在简繁字对照错误的情况，已经做了复查，承认在倒版和简繁转换中，出现了一些讹误，对此深感愧疚，其中一些错误已经改正。相关版本也停止印制，书局不再销售，同时启动召回程序。（12月16日 新京报）

无独有偶。近期同样被读者“火眼金睛”发现错误的还有一家老牌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出版的“国学典藏”系列的《西厢记》一书中，只“粗读一遍”就找出了错误300多处，仅在序言中，就出现了12处错误。古籍出版的错漏问题可见一斑。出现这些“硬伤”，不禁让读者“失落”“失望”，对古典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忧心忡忡。

据了解，古籍出版出现的错误不是原籍的“原错”或对文字等的“辨识”、机器印刷等的问题，而是纯粹的“人的”问题，是最基础的编校问题，说到底就是态度问题、责任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管理、责任落实、奖罚机制等问题。

经典古籍，是历史沉淀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文脉的载体。经典古籍出版质量直接关乎文化传承的精度与深度。然而，近年来，古籍出版物中年号误标、文字错讹、断句失当等问题屡有发生，轻则影响阅读体验，重则扭曲文化本义，辜负公众对经典的敬畏之心。

经典古籍蕴含着丰富的古人智慧、社会风俗，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通过阅读经典，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从中汲取养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思想修养。

破解古籍出版错误漏洞百出这一困局，绝非是事后发现问题进行“修补”单一环节所能奏效，需构建制度、人才、技术、理念协同发力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

筑牢制度防线，让规范流程成为质量“压舱石”。古籍出版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制度约束是质量保障的基础。古籍出版必须强化流程管控，从源头端严格把控作者原稿“定、清、齐”标准，从根源减少错漏隐患。审校端应明确初审、复审、终审“三审”把关职责，确保每环节均有权责明确。唯有让制度从“纸面”落到“地面”，才能将质量风险防控在印制之前。

培育专业人才，让校勘功底支撑质量“硬实力”。古籍校勘被誉为“戴着镣铐跳舞”，需校勘者兼具文史哲深厚素养、版本考据能力与训诂功底，绝非简单的“打字+排版”所能胜任。要选拔具有古代文史哲专业的高学历、高层次专业人才，构建多层次培训体系，为人才提供精准发力的平台。要学习清代学者“一字之订，必穷其源”的校勘精神，不以“古籍难校”为借口疏忽甚至放弃“错疑”。

善用技术赋能，让人机协同开辟质量“新路径”。当今，数字化为古籍出版质量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识别、自动标点、基础错漏筛查等领域的应用，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基础错误率。但不能“唯技术”，而要构建“人机协同”模式，实现“技术减负、人工增效”的效果，既能提升校勘效率，又能集中专业力量攻克“疑难杂症”等问题。

畅通监督渠道，让社会参与拧紧质量“安全阀”。古籍出版质量的提升，离不开行业内外的共同监督。出版社应建立常态化读者反馈机制，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虚心接受读者“挑刺”。对已发现的质量问题，需秉持“闻过则喜”的态度，及时启动整改机制，及时下架修订，公开通报、倒查追责，形成“发现—整改—提升”的良性循环。  

古籍出版不是“短平快”的生意经，而是“高大上”的文化事业。今天，我们守护古籍出版质量，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文化根脉的担当。唯有建立联合、联动、联手等工作协同机制，才能让经典古籍出版摆脱错漏困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能传播、滋养人心。（山东省日照市园林环卫集团纪委：陈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