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提起 “抗战” 二字，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冲锋的号角、轰鸣的炮火、倒下的战士。这些浴血的瞬间，是民族抗争史的脊梁。但如果只把笔墨落在战场，却会错过抗战最动人的底色：它是千万普通人用生活筑起的防线，是文脉在烽火中倔强的延续，是跨越国界的正义微光，更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精神基因。写抗战，要写硝烟之外的“全景图”，才能读懂这场胜利背后真正的力量。

要写巷弄里的炊烟，写那些未穿军装的“战士”。如果你要写抗战，别只写前线的钢枪，要写北平胡同里，悄悄给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卖菜大娘；要写上海弄堂里，把伤员藏进阁楼的裁缝师傅；要写冀中平原的村庄里，白天种地、夜里挖地道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留下名字。他们的抗战，不是在战场上杀敌，而是在柴米油盐里的坚守。写粮食紧缺时，把仅有的口粮留给游击队的无私；写日军“扫荡”时，用身体护住八路军文件的无畏；写沦陷区里，拒绝说日语、教孩子们写汉字的固执。他们的炊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抵抗；他们的日常，是全民抗战最坚实的根基。正是千万这样的普通人，用“不投降”的生活，织就了抗战最广阔的“人民防线”。

要写书页间的烽火，写文脉不绝即是抗争。如果你要写抗战，别只写武器的较量，要写昆明郊外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背着书本从北平、天津一路南迁，徒步3680里，把课堂开在破庙里、祠堂里，雨天用雨伞挡着黑板，空袭时就躲进山洞，却始终没停过一节课。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战时的联大，连“大师”都要在漏雨的教室里讲课，却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 位“两弹一星”元勋。要写上海的“孤岛”时期，郑振铎等学者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散落在民间的古籍文献，把3万多册珍贵典籍藏进租界的仓库，留下“文献不死，民族不亡”的誓言；要写延安的窑洞里，艾青、丁玲等文人用笔作武器，写出《大堰河 —— 我的保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用文字唤醒民众的斗志，让“抗战”不只是军事的对抗，更是精神的坚守。文化是民族的根，当日军试图用炮火摧毁中国的文脉时，这些文人用书本筑起了“精神长城”。他们的抗战，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守住了典籍，就是守住了民族的记忆；留住了课堂，就是留住了未来的希望。这种“文脉不绝”的抗争，比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持久，比一件武器的威力更强大。

要写跨越山海的星火，写异国友人的“中国心”。如果你要写抗战，别只写中国人的战斗，要写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放弃优渥的生活，带着医疗器械来到中国，在延安的土窑里做手术，连麻药都没有时，就用自己发明的“慢手术”减少伤员痛苦，最后因感染牺牲在手术台旁，临终前还在写“我唯一的希望是多做贡献”；要写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们驾驶着P-40战斗机，在滇缅公路上空与日军激战，很多人牺牲时还不到30岁，他们的飞机残骸散落在中国的山林里；要写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秘密来华，在武汉、重庆的空战中击落多架日机，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留下姓名，就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天空下。抗战从来不只是中国的“孤军奋战”，它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异国友人，带着对正义的信仰来到中国，他们的鲜血与中国人民的鲜血流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刻在中国的抗战纪念馆里。写他们，不是为了强调“外援”的重要，而是为了记住：正义从不分国界，当一个民族为自由而战时，全世界的善良都会与之并肩。

要写岁月里的回响，写抗战精神的“当代续章”。如果你要写抗战，别只写过去的历史，要写今天的传承。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每年都有老人带着孩子来献花，讲述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在西南联大旧址，年轻的学子们仍会模仿先辈，在操场上朗诵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医护人员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志愿者们像当年的平民一样，自发组织起来送物资、守社区。这些何尝不是“全民抗战”精神的延续？抗战精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它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初心。今天我们写抗战，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而是为了从那些“非战场”的抗争中，汲取面对挑战的力量：就像当年的大娘守护情报、学者守护典籍一样，今天的我们，守护好自己的岗位、守护好民族的文化、守护好心中的正义，就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铭记。

如果你要写抗战，就不能只写抗战。要写炊烟里的坚守，写书页间的不屈，写跨越山海的情谊，写代代相传的精神。因为这场战争，从来不是某一群人的战斗，而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它的胜利，不只是武器的胜利，更是人性的胜利、精神的胜利。这些藏在硝烟之外的故事，才是抗战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仰望的光。（贵州省惠水县委组织部：王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