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之路，是依靠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走出来的。回望那段历史，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长征的路，究竟是出发前就画好的，还是在走的过程中一步步闯出来的？把这个问号拉直，对今天走好自主创新之路，不无启示。

长征初期的困境，本质上是既有路径的失效，而不只是力量对比的悬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表面上看是敌强我弱、兵力火力悬殊，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从苏联照搬来的阵地战教条，在变化了的敌情和地形面前已经完全失灵。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用红军有限的兵力和火力去对冲敌军的绝对优势，这套打法在书本上或许“正确”，在战场上却只有一个结果。讲话中引用“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道出的正是那种旧路走不通、新路不知在哪里的严峻局面。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将士不勇敢、不拼命，而在于努力的方向本身已经被脱离实际的认知框架锁死了。一个组织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敌人最强大的时候，而是它赖以行动的那套认知框架整体失效、却还在惯性中加码投入的时候。长征初期的教训，正在于此。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了正确领导，更在于完成了一次决策依据的根本转变。这次会议通常被概括为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当然是历史定论。但还要看到，与“换人”相伴的，是一次更深层的机制转变：承认旧路走不通，把决策的依据从本本转回到实际出发。讲话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实质，就是不再指望一张现成的地图，而是根据战场实际来寻找和校正方向。此前，决策权掌握在脱离前线实际的教条体系手中，战场反馈无法有效校正中央判断；此后，决策回路被重新接线，前线的实际情况能够上行到决策层，并成为调整方向的依据。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是哪个人在屋里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在旧路失效后，根据敌情我情一路打出来、试出来、改出来的。讲话用“符合实际、机动灵活”八个字来概括，这个“灵活”，恰恰说明路线不是预设的，是在行动中逐步清晰起来的。

长征的路是在行走中生成的，落脚点的选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最初计划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到黎平会议改向贵州，到遵义会议后根据敌情反复调整，最终在榜罗镇才确定陕北。方向不是出发时就知道的，是在走的过程中一步步明确的。这不是说长征没有方向，而是说方向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不断校正的过程。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道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期待先有一张完整正确的地图再出发，本身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真正靠得住的，是保持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路线的能力。讲话在总结这一过程时用了“逐步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表述，“逐步”两个字很要紧。它说明，正确的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呈现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校正、不断生成的过程。承认这一点，不是贬低方向的重要性，恰恰是给“如何确立方向”一个更诚实的回答。

路径生成不是随波逐流，它需要一套允许试错、允许反馈校正的组织机制。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被动的局面下反复走出险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决策层能够根据前线反馈迅速调整部署，而不是死守出发时的计划。四渡赤水期间，部队在川黔滇边反复迂回，看似来回奔波，实则每一次调整都是对敌情变化的即时回应。这种打法，靠的不是某个人的神机妙算，而是一套让前线信息能够快速影响决策、让局部试错能够校正整体方向的机制。反过来看，长征初期之所以陷入被动，恰恰是因为这套机制失灵了——教条化的决策体系听不进前线的实际反馈，把“执行计划”置于“根据实际调整”之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路径生成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组织能力，它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而不仅仅依赖个体的英明。讲话强调“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长征胜利之路，其深层含义也在这里：独立自主不是关起门来拍脑袋，实事求是也不是一句口号，它们都要落到让实际反馈真正参与决策的机制上。

把这段历史联系到今天的自主创新，最值得警醒的一点是：路径失效比意志不足更值得警惕。面对一些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我们常说要有决心、要加大投入、要集中攻关。这些当然都必要。但长征的启示还提醒我们，仅仅有决心和投入还不够，还要首先看清楚脚下的路是不是走得通。如果只是在别人设定的技术路线和分工路径上加速追赶，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到达别人已经站过的地方；而如果那条路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甚至被颠覆，加速追赶反而可能事与愿违。真正的自主，首先要有勇气承认旧路可能已经走不通，进而把力气用在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新路、开辟新路上。这不是要否定追赶的必要性，而是说，追赶的前提是方向本身还成立；一旦方向已经动摇，比“跑得更快”更重要的，是“换一条路跑”。长征的经验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提供的不是“坚持就是胜利”的简单鼓励，而是一个在旧路失效时如何重新找到方向的完整样本。

归根到底，路是走出来的。新长征路上，我们需要继承的，不只是长征的勇气和意志，更是那种在旧路走不通时敢于从实际出发闯出新路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承认旧地图可能作废的清醒，也包括在行走中重绘海图的纪律。方向从来不是一次选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反复校正出来的。把这一点想透了，面对“卡脖子”的焦虑，我们或许能少一些在旧路径上加码的冲动，多一些开辟新路径的定力。（中共高唐县委组织部：康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