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绩观，作为干部从政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起点，不仅关乎个体仕途的进退，更关涉一方发展的兴衰与民心向背。然而，揆诸现实，政绩观的错位与扭曲，恰如潜流涌动，在部分干部心中悄然滋生。有的急于求成，垒“盆景”、造“亮点”，热衷于短平快的显绩；有的好大喜功，脱离实际搞“高大上”项目，留下沉重的债务包袱；有的则墨守成规，为官不为，将“求稳”等同于“守成”，在“不做不错”的消极心态中虚掷光阴。凡此种种，表象各异，病根却一，未能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治理痼疾，非千篇一律之药方所能奏效，必须深挖病灶，分类施治，方能精准校准干部心中的权力坐标。

为“开拓型”干部定好盘，从“个人丰碑”转向“民生福祉”。发展的浪潮中，总有一批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开拓型”干部。他们思路开阔，执行力强，往往能在一域之内迅速打开局面。然而，这类干部也最容易陷入“唯GDP论”、“唯项目论”的窠臼，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把城市当作画布，将工程视为作品，渴望在任期内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于是，脱离实际的“大广场”、入不敷出的“新城”、华而不实的“地标”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对这些干部的教育，核心在于“降温”与“纠偏”。要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到，真正的丰碑不应矗立在地面，而应铭刻在百姓心中。政绩的评判权，不在上级的报表里，不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而在人民群众的口碑中。教育的关键，在于帮助他们实现从“我要干什么”到“群众需要我干什么”的思维转变。要通过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度解读，让他们明白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质量提升与内涵发展；不是冰冷的数字叠加，而是有温度的民生改善。要引导他们将澎湃的创造力，倾注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上，倾注于补齐民生短板的细枝末节处，让个人抱负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为“守成型”干部打破茧，从“但求无过”转向“主动作为”。相较于“开拓型”干部的激进，“守成型”干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或因年龄到站，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懈怠心理；或因怕担风险，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庸俗哲学；或因能力恐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束手无策，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在他们看来，不搞大建设，就不会有大负债；不推新政策，就不会有老上访。这种“无为而治”的“躺平”姿态，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对职责使命的背叛，其危害丝毫不亚于急功近利。对这类干部的教育，核心在于“加压”与“赋能”。首先要破除其思想上的“舒适区”，通过理想信念的再教育、宗旨意识的再强化，唤醒其作为人民公仆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要让他们明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守摊子不是本事，促发展才是正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手中，就要跑出自己这一棒的好成绩，不能留下烂账，更不能留下一片空白。同时，要注重提升其履职能力，针对知识盲区、经验短板进行精准化的专业培训，帮助他们克服本领恐慌，增强在新发展阶段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底气。要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让那些默默无闻、踏实肯干、长期打基础利长远的干部有舞台、受尊重，用制度的阳光驱散“躺平”的阴霾。

为“专业型”干部补足钙，从“技术理性”转向“价值理性”。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专家型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惯于用数据说话、用模型决策，为科学决策注入了理性力量。然而，专业思维有时也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盲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分关注局部的、技术层面的最优解，而忽视了全局的、社会的、伦理的综合考量。比如，城市规划专家可能设计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却忽略了其对社区肌理的割裂；环保专家制定的减排方案，可能在技术上完美无缺，却因未考虑企业承受能力而难以落地。对这类干部的教育，核心在于“铸魂”与“融通”。要引导他们将专业能力深深植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中，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任何专业决策，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要教育他们走出实验室和图纸，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群众的呼声，感知民情的冷暖。要让他们懂得，最好的技术方案，如果不能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是冰冷的、无效的。要通过跨领域的交流研讨、基层一线的实践锻炼，拓宽其视野，打破其专业壁垒，使其学会在复杂系统中权衡利弊，在多元价值中寻求最大公约数，让专业能力服务于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发展。

政绩观教育，非一时之功，亦非一役可竟，要尊重干部成长的差异性，把握思想问题的特殊性，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思想给养和行动指南。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触动灵魂深处，校准价值坐标，让“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内化为每一名干部的行动自觉。当千万干部的政绩观汇聚成时代的洪流，我们所推动的发展，必将是一种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人民掌声的、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委组织部：蔡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