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少了、会议短了，不必要的检查少了”，这是基层减负推进以来，广大乡镇干部最直观的感受。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发力整治形式主义，精简文件会议、清理冗余APP、规范督查考核，一系列举措让基层从文山会海中逐步松绑，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但不容忽视的是，“减负越减越累”的怪圈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如一件实事只需小部分精力落实，却要耗费大部分的功夫在打磨台账、拼凑佐证、准备迎检，基层干部仍被困在办公室的“材料堆”里，难以迈开腿走进群众中。

这种“重痕迹轻实效”的乱象，本质是形式主义的变异反弹。数字化本是减负赋能的利器，却在部分地方异化为“数字负担”，线下留痕简单转化为线上强制打卡，多个部门的政务平台功能交叉、数据不通，基层干部被迫重复录入信息，陷入“线上走形式、线下补材料”的双重消耗。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上级部门将“材料厚度”等同于“工作力度”，考核时不看群众实际获得感，只盯着台账是否精美、佐证是否齐全，倒逼基层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在“做材料”上。正如通报案例所示，有的地方甚至变相增设考核项目，让镇村为迎考准备海量台账资料，彻底背离了考核的初衷。这种本末倒置的工作导向，不仅消解了减负成效，更让基层干部的实干热情备受打击。

破解基层减负的深层梗阻，关键要找准问题根源，从“上”发力破解“痕迹困局”。首要之举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构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的指挥棒往哪指，基层的力气就往哪使。要彻底摒弃“以材料论英雄”的惯性思维，像安徽农业农村厅那样，将多项考核整合精简，把督查重点从“看台账”转向“看实效”，从“找问题”转向“解难题”，让群众满意度成为衡量工作的核心标尺。同事，也要赋予基层更多评价权，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反向评议机制，让基层对上级部门的履职情况有话语权，从根本上遏制“层层加码”的冲动。

其次是厘清权责边界，从源头为基层“卸包袱”，关键要让履职清单真正落地见效。基层负担过重，很大程度上源于权责不清、责任下移，而部分地区虽编制了履职清单、协助清单、负面清单，却存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问题，未能发挥实际作用——要么清单内容模糊、权责划分不精准，要么缺乏配套的执行监督机制，导致清单成了“摆设”，基层仍难逃责任转嫁的困境。对此，要借鉴西安鄠邑区、甘肃陇南等地的成熟经验，在清单编制上精准对接基层实际，明确乡镇（街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具体边界；更要建立清单执行的督查问责机制，对随意突破清单、向基层转嫁责任的行为严肃追责。另外，主要领导更是要吃透履职清单，带头严守权责边界。唯有权责清单真正落地、边界清晰可辨，基层才能摆脱“事事兜底、处处应付”的被动困境。

再者是优化数字赋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实干。数字化的核心是提升治理效能，而非制造新的负担。要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互通，整合分散的政务平台，实现“一表通”“一网办”，让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湖北保康县的“减负明白二维码”就是有益探索，集成工作清单、政策文件等内容，让基层干部随时查阅、精准对标，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协调扯皮。也要坚决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清理功能重叠的工作群组和APP，让数字化工具回归服务工作、方便群众的本源。

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干部的精力应当用在为民办实事上。从怀化基层干部走出办公室拍摄短视频宣传家乡，带动乡村旅游升温，到麻阳干部与群众同工同劳建设和美乡村，这些生动实践证明，只有让基层干部从“材料堆”中解放出来，才能释放出干事创业的巨大能量。

基层减负不是“一减了之”，而是要减出实效、减出活力。唯有持续向形式主义“亮剑”，校准考核导向、厘清权责边界、优化数字赋能，才能让乡镇干部真正走出办公室，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走访群众、解决难题上，让减负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贵州省从江县贯洞镇人民政府：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