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中，那些代代相传的“惯例”如同无形的高墙，将创新思维阻隔在外，让工作困于低效循环。善破“惯例高墙”，既是打破路径依赖的必然要求，更是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惯例高墙”的筑造，往往始于对经验的过度依赖。上级要求简化报表，基层仍坚持“手写留底+电子存档”的双重流程，只因“过去一直这么做”；群众诉求已转向数字化服务，窗口单位却固守“工作日现场办理”的老规矩，辩称“惯例不能破”。这些看似稳妥的“惯例”，实则是用形式主义的外壳掩盖了思维的惰性，不仅消耗着基层干部的精力，更在群众与政府之间筑起了无形的隔阂。

更值得警惕的是，“惯例高墙”会不断自我强化。当“多留痕、少担责”成为潜规则，干部们便会在“抄笔记、填表格”的机械劳动中逐渐丧失主动思考的能力；当“等指示、看先例”成为工作常态，创新便会被视为“冒风险”，最终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守旧者安全、创新者吃亏”的怪圈。在乡村振兴中，有的村庄明明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却因“惯例”坚持种植传统作物；在社区治理中，面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仍沿用“通知-开会-落实”的老旧模式，这些都是“惯例高墙”阻碍发展的鲜活例证。

破墙之路，首在思想“破壁”。要让基层干部意识到，“惯例”应是服务群众的工具，而非束缚行动的枷锁。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能持续焕发生机，正是因为当地干部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打破“城市优先、工业优先”的传统思维，在实践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这启示我们，唯有以“群众满意”为标尺，而非以“惯例合规”为准则，才能真正拆除思想上的藩篱。

破墙之策，要靠方法“破壁”。可以建立“惯例评估机制”，定期梳理现行工作流程，对那些“为了惯例而惯例”的做法进行全面清理。比如某地推行“无证明城市”改革，通过数据共享打破“办事必带纸质证明”的惯例，不仅减少了群众跑腿次数，更释放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精力。同时，要鼓励“微创新”，允许基层在政策框架内探索个性化方案——山区村庄可以用“村播带货”打破农产品外销惯例，老旧小区能够以“居民议事会”替代传统的“居委会决策”惯例，让创新在基层土壤中自然生长。

破墙之基，需有制度“护航”。要为敢于破惯例的干部搭建“安全网”，明确“三个区分开来”的具体标准，让“试错”与“违纪”界限清晰。当某地干部尝试用“线上投票”替代“现场表决”的惯例时，组织上应给予容错空间；当创新举措暂时遇阻时，考核评价应侧重“过程创新”而非“结果完美”。唯有如此，才能让基层干部从“怕违规”的顾虑中解脱出来，真正敢闯敢试。

基层治理的活力，永远藏在打破惯例的勇气里。当“惯例高墙”被逐一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服务、更贴心的治理，基层工作才能真正实现从“按惯例办事”到“为群众干事”的本质跨越，让每一项举措都扎根于实际需求，每一份努力都回应着群众期盼。（贵州省从江县下江镇人民政府：龙珍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