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视觉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党的领导更好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这句话在国有企业并不陌生。经过多年改革,“党建入章”已基本全覆盖,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的制度框架也普遍建立。但“写入”与“融入”之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治理是否真正有质量,不看章程里有没有那一段话,不看清单上列了多少事项,而看党组织在治理链条中是否以制度化的方式、实质性的判断、可追溯的程序发挥作用。一句话:“入章”只是起点,治理的成色在“入章”之后。
第一层检验,看前置研究是“把关”还是“盖章”。前置研究要有效,前提是党组织有能力在决策前端作出独立的、有时甚至是否定性的判断,而不是在既定方案上补一道程序。临沂国控集团的做法提供了参照:集团制定党委前置研究“三张清单”,明确12项决定事项和35项前置研究事项,并立下一条硬规则——凡未经党委前置研究的重大事项,一律不上会、不实施。这条规则的关键词是“一律”,它把前置研究从“可以走”的选择项变成了“必须走”的刚性程序。更值得追问的是前置研究的内容质量:是泛泛听取汇报,还是围绕“该不该干”作出方向性判断?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的概括很清晰:党委重点解决“该不该干”,董事会重点解决“这样干行不行”,经理层重点解决“怎么干”。三层判断各司其职,前置研究才不会退化为对经营方案的事后追认。如果党委会上的意见与经理层方案高度雷同、从无分歧,那就恰恰说明前置研究还没有真正“前置”。
第二层检验,看清单管理是“定边界”还是“扩地盘”。前置研究事项清单是治理融入的核心工具,但它天然有一种膨胀的倾向:事项越列越多,边界越划越宽,最终党委包揽了本应由董事会和经理层决策的事务,“融入”变成了“替代”。甘肃水投集团的清单设计提供了一个反向的样本:按照事项性质、金额标准和风险程度,将决策事项精细划分为党委会决定29项、党委会前置研究讨论70项、董事会决策43项、总经理决策21项,同时对单项500万元以下主业投资、单笔3000万元以下融资等一般事项明确授权总经理决策。这个结构的要害不在于“前置”有多少项,而在于它同时划定了党委不介入的区间。前置研究的制度本意,是在方向性、战略性、风险性事项上发挥把关作用,而不是把经理层的经营自主权收归党委会。清单如果只增不减、只收不放,表面上党委“管得更多了”,实际上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治理功能被悬置,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反而下降。一张好的清单,不仅告诉党委“管什么”,也告诉党委“不管什么”。
第三层检验,看董事会是“有外部董事”还是“有外部判断”。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不是用党委会取代董事会,而是在董事会真正“转起来”的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外部董事占多数是基础性制度安排,但“占多数”不等于“起作用”。中交路建在董事会决策程序中设置了“334”议案质量关口:研究论证不充分不上会、未履行规定评审程序不上会、沟通不充分不上会;决策中原则上上会议题不超过10个,经理层须详细汇报议案利弊和党委会前置研究意见,董事逐一提问、充分发表意见。这些看似程序性的细节,恰恰是外部董事从“表决器”变成“审议者”的条件。中国海油则更进一步,成立专职董事党支部,以支部党员大会为平台开展业务培训,以“三会一课”为载体研讨董事如何高效履职,专职董事累计提出专业化建议超过300条。外部董事如果只是带着“同意”的惯性参会,董事会就只是治理架构中的一件摆设;只有当外部董事具备与内部人信息对称、专业对等、判断独立的审议能力,董事会才真正成为党的领导融入治理的承接平台。
三个层面归结起来,指向同一个判断: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质量,不取决于制度文本的完备程度,而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行为是否被制度真正改变。前置研究有没有作出过否决或暂缓的判断,清单有没有为经理层保留自主决策的空间,外部董事有没有在会前拿到充分信息、在会上提出实质性质疑——这些行为层面的变化,才是“融入”区别于“写入”的分界线。如果制度文件层层叠叠,而治理行为一如既往,那就不是融入,只是留痕。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占什么位置”,而是“党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节点上、凭什么样的能力参与决策”。位置已经写入章程,能力与程序才是下一步需要证成的东西。治理的成色,就在“入章”之后那些不那么显眼、却真正改变决策质量的地方。(山东省高唐县委组织部:康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