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身处执政为民第一线、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其境遇与心声是衡量治理效能、党群关系的晴雨表。然而，现实中部分基层干部存在诸多不便言说、不敢言说的“难言之隐”，其病灶多源于信息传导不畅与作风不实。正视并有效化解这些“难言之隐”，既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紧迫课题。

基层干部“难言之隐”集中显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是不堪重负的“事务之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长期存在，上级部门多头下达指令、层层加码任务，导致基层陷入文山会海、报表迎检的泥潭。其二，是扭曲异化的“考核之痛”。考核本为激励，却常异化为枷锁。一些地方虽明面取消“日报周评”，实则“软排名”“暗问责”盛行，对招商引资、固投增速等指标进行“内部通报”，末位约谈加压的力度丝毫不减。其三，是梗阻不畅的“言路之痛”。基层干部向上反映实际困难和政策执行偏差时，常遭遇“中梗阻”——或担心被视为“能力不足”“唱反调”，或反映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久而久之便选择沉默。

基层干部“难言之隐”折射治理链条中的深层矛盾。首当其冲是作风漂浮，脱离实际。习惯于“办公室决策”“文件治国”，缺乏深入基层“解剖麻雀”的调研精神，制定的政策看似完美，却脱离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操作性差却要求基层“不折不扣”执行，如同“刻舟求剑”般脱离现实。其次是政绩观错位，压力传导失当。过度追求“亮点”“速效”，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严时限层层下压，以频繁督查、排名问责代替科学指导和服务支持。这种压力型体制，迫使基层将大量精力用于“包装盆景”、应付检查，严重挤压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和空间。第三是缺乏容错雅量，堵塞言路。一些上级领导听不进逆耳忠言，缺乏“闻过则喜”的胸襟，对敢于反映问题的干部，或认为其“找麻烦”，或质疑其“能力差”，甚至加以排斥打压。这种氛围下，基层干部自然选择“沉默是金”，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失准。

基层干部“难言之隐”若长期淤积不疏，其危害将如“蚁穴溃堤”般侵蚀事业根基。从政策执行看，基层是政策最终执行者，其真实反馈是政策调适的关键依据。当“难言之隐”阻碍了信息上传，政策必然与实际脱节，导致执行效果打折甚至南辕北辙，造成巨大的行政资源浪费。从干群关系看，带着“难言之隐”工作的基层干部，易滋生消极情绪和职业倦怠，影响服务群众的热情与效能。群众感受到的是干部的疲惫、敷衍甚至冷漠，长此以往，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侵蚀的是“血肉联系”的信任基石。从发展动能看，压抑的环境、沉重的负担、扭曲的导向，严重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成为潜规则，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必然枯竭，高质量发展在基层的动能将严重不足。

破解基层干部“难言之隐”需要系统施策、靶向治疗，革新考核机制，破除形式主义枷锁。树立“实绩重于形式”的鲜明导向，大幅精简整合考核项目，坚决砍掉不必要的督查检查考核、过度留痕事项和“一票否决”泛化问题。推广“无感考核”“大数据静默考核”等创新方式，将考核重心聚焦于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发展实效等硬指标。畅通言路渠道，构建双向互动桥梁。制度化保障基层干部“下情上达”的渠道畅通有效，建立常态化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制度，真正沉下去听真话、察实情；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干部心声直通车”平台，对基层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实行闭环管理、限期反馈，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健全容错机制，营造敢言担当氛围。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细化容错纠错的具体情形和操作流程，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尤其要保护那些出于公心、为推动工作而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批评建议的干部，让“讲真话、道实情”者无后顾之忧。坚持赋能减负并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坚决做减法的同时做好加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赋予基层更多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协调权和资源调配权；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变“干部跑腿”为“数据跑路”，切实将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基层干部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坚实的“地基”。“治疗”基层干部“难言之隐”绝非小事小节，而是关乎执政根基是否稳固、事业大厦能否长存的大事要事。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勇于从上级层面“刮骨疗毒”，以上率下推动作风真转变、机制真优化、环境真改善，才能彻底疏通基层的“中梗阻”，让广大基层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畅所欲言、奋发有为，治愈基层干部的“难言之隐”。（泸县财政局：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