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量人力、时间被消耗在内部流程、报表填报、会议传达等非生产性事务上，而非真正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时，这种“努力”往往不是为了“做成事”，而是为了“显得在做事”或“证明自己存在”，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将其称为“分配性努力”。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初衷正是要打破这种低效空转，让干部从分配性努力中解脱出来，回归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本职。

正如《人民日报》文章《卸包袱是为了更好担责任》中所提到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的是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于抓工作落实。减负是方法、是手段，促担当是目标、是方向。”

现实中，不少基层干部深陷“分配性努力”的泥潭：一天要加入十几个工作群，回复上百条“收到”；同一数据反复填报于不同系统；考核指标细碎繁杂，重“痕”不重“绩”……这些看似“忙碌”的工作，实则对提升治理效能、改善民生福祉并无贡献。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批判的“狗屁工作”，岗位虽然存在，但其社会价值近乎为零。当基层沦为“材料工厂”“打卡机器”，不仅会消磨干部干事的热情，更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与群众的获得感。

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地方在落实减负政策时出现偏差：有的把“减负”误解为“减责”，工作节奏放缓、担当意识弱化；有的因担心“出错”而取消必要督查，导致政策悬空；还有的以“精简”为名，一刀砍掉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反而影响精准施策。这些做法，恰恰背离了减负的初心。

基层减负绝非简单地“少开会、少填表”，更不是鼓励干部“躺平”或推卸责任。真正的减负，是“减量提质”“松绑不松劲”。它要求我们厘清权责边界，明确该干什么、要办什么；优化考核方式，从“查台账、看留痕”转向“看实效、问民意”；整治指尖形式主义，整合政务APP、工作群，让技术赋能而非添负；强化资源下沉，解决“小马拉大车”困境，让基层有权办事、有人干事、有钱成事。

尤为关键的是，要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减负成效的最终标尺。上海闵行将群众满意度评价权重提至60%，浙江萧山将民生督导结果纳入考核，正是以“群众视角”倒逼责任单位回归服务本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是忙着跑流程、填表格、开会议，还是忙着修路灯、调纠纷、助就业？答案就在百姓心中那杆秤上。

减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唯有坚决破除“分配性努力”的桎梏，让基层干部从无谓事务中抽身，才能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中丁乡政府：王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