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这一重要论断，犹如一记警钟，敲响在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心头。现实中，有的干部把党龄长当作“党性强的资本”，把职务高当作“党性好的证明”，放松了自我改造，最终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党龄和职务从来不是党性的“自动升级器”，党性锤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党性不因位高而自然强，在“自省”二字上看得最清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一生坚持“三自”修养法则，即“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法官”，对自己的缺点不足从来不客气，追求“毕生自修无尽期”。60岁生日那天，他谢绝亲朋好友祝寿，关起门来自省，在《六十自讼》日记中写道：“行年50，当知49年之非。那么行年60，也应该设法弥补59年的缺点。”谢老长期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但他从不因为职务高而放松自省，反而以“毕生自修无尽期”自勉。反观现实，一些干部随着职务升迁，渐渐产生“位高自然强”的错觉，忽视党性锤炼，平时对政治理论学习和纪法教育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即便参加也是走走过场、装装样子，最终防线步步失守。职务的提升带来的是责任的加重，绝不是党性修养的“免检证书”。

党性不因位高而自然强，在“组织生活”上看得最真切。1934年，董必武同志任瑞金中央党校校长，编在校务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有个星期六晚上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考虑他工作很忙，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小组长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他听了，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共产党员！”董必武当时已是党内资深领导人，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党小组里的普通一员”，在组织面前没有“特殊”二字。这种对组织生活的敬畏之心，正是党性修养的生动体现。

党性不因位高而自然强，在“公私”二字上分得最明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长征路上，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匹马，他却用来驮运部队的背包和文件，自己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到达陕北后，配发的衣服很少领取，系的裤带是麻绳。有关部门按规定为他砌了三孔窑洞，他坚决不住，而是将窑洞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林伯渠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位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着普通党员的本色。有一次，陕甘宁边区办公厅党支部讨论一个同志入党问题，党支部考虑到他工作繁忙，事前未通知他参会。会刚开始，林伯渠走进了会场，他环顾四周，微笑地说：“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下不为例，继续开会吧。”评议完成后，他站起来说：“过组织生活是每个共产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他感慨道：“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可讲”，道出了一名老党员对党性原则的坚守。

党性不因位高而自然强，在“终身”二字上悟得最深刻。吴玉章同志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被毛泽东同志高度称赞：“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81岁时，他还写下座右铭：“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年过八旬仍自省“寡过未能”，这种终身修养的自觉，正是共产党人党性锤炼的至高境界。正所谓“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党性修养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组织部门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尤其要破除“党龄长就是党性强”“职务高就是党性好”的惯性思维。在考察识别干部时，不能只看资历深浅、职位高低，更要看关键时刻的政治表现、日常工作中的担当作为、公私面前的选择取舍。要让党性强的干部有舞台，让党性弱的干部受警醒，形成“锤炼党性者有位置、放松党性者没市场”的鲜明导向。

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党龄长，更应成为党性强的表率；职务高，更应成为党性强的高地。广大党员、干部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一辈子的必修课，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上久久为功，向党和人民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中共高唐县委组织部：康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