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律，是中国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古代王朝大多遵循着由盛转衰的轨迹，步入衰亡阶段后，即便有为的皇帝也往往只能勉强延缓王朝的覆灭，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灭亡的命运。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这主要源于生产力不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背离以及古代社会无法长期维持凝聚力。

从生产力方面看：1.生产力的进步缓慢。古以农为本，而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工具的改进、更高产量作物的引进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推广，更致命的是，一旦遭受蝗灾、旱灾、水灾等灾害，古代社会缺乏有效地应对机制，一旦出现大量的流民，社会不稳定性和维稳成本就会急剧上升；2.没有研究生产力进步的体系和基础。在先秦时，农学和具备器械制造研究的墨家为百家之一，可之后逐渐消失在浩瀚烟海，自科举以来，四书五经成为进入上升渠道的教科书，数学和发明创造被视为奇淫巧技，缺乏对科学人才的重视和培养；3.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士绅优待和土地兼并是王朝衰亡的关键诱因之一，士绅免税而以大量资金购置田产，尤其在灾年时通过低价大量侵吞灾民田产，导致灾后的灾民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最终出现农民起义。

而在今时，我国科技水平进步迅速，有专门的先进研究团队和良好的教育体系，具备迅速、高效的救灾力量和抗灾能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无数先烈奋斗的结果。

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看：1.上层建筑结构逐渐固化。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在科举前后，都是要讲究师生门第的。无良师难以成才，无良门难以入仕，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一个小圈子越来越大，重出身而不重人才，用大量的庸官贪官去治理百姓，大量贪赃枉法，导致民间社会压力越来越重，所以才会有民间谚语：“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2.取之于民而用之于私。在中国古代，国库的收入基本来源于民间税收，而一旦皇帝开始大兴土木，就会导致国库大量亏空。明有嘉靖皇帝，因大兴土木被清官海瑞上疏，直言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3.贪腐享乐现象糜烂。上之好之下必甚焉，阶层固化就会有敲门砖，从而出现大量贪污现象。而大兴土木的皇帝纵情享乐，懒政不作为，也会导致封建体系走向糜烂，两两相加，走向衰亡。

而在今时，考公有严格的政审，有犯罪前科的不允许担任公职。而提拔有民主推荐和任前公示流程，尽可能杜绝贪腐分子进入领导岗位。且有固定时间的换届选举，不存在一个人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岗位任职，保证了权力阶层的流通，也避免了权力结构的固化。我国如今区别于世界各国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乡乡通到现在的村村通，通路通网通电，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能通车。义务教育学费全免，每个家庭都能上得起学。更有医疗救助、城乡合作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切实保障群众利益的政策，免去了农业税这个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广大农民的税种，反而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针对贪腐享乐方面的问题，有以党内监督为核心，整合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综合性制度安排，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从维持凝聚力方面看：1.没有形成强大战斗力的先锋队。中国古代缺乏强大的领导力量，缺少一个攻坚克难、奋不顾身、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先锋队；2.无法做到对权力机构的有效监察，中国古代监察体系是单线垂直的相对独立体系，只是皇权的工具、皇帝的耳目，只对皇帝负责，因此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又以皇帝的开明与昏聩为转移；3.得不到最广大力量的簇拥。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皇帝和士大夫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忽视甚至蚕食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的利益，故此无论皇帝和士大夫做什么、怎么做，都无法有效凝聚群众力量，因为二者之间是相互对抗的。

而在今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目前中国的监察体系是纪律检查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监督的国家法律，确保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体人民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在建国之前，无数先烈为了解放中国而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年计划和两弹一星等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强盛带来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功带领中国走向富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的中国生产力稳步提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紧密联系、长期凝聚着强大的战斗力，必将带领中国人民打破历史周期律，走向中华人民的伟大复兴，迈向历史新阶段。（贵州省从江县秀塘壮族乡人民政府：肖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