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吸毒记录封存”政策引发广泛讨论。一边是政策制定者眼中“法治文明的进步”，一边是公众对“纵容吸毒”的强烈担忧，法律专家从犯罪学、社会融入等专业角度提出的理性考量，遭遇了人民群众基于道德直觉和安全关切的强烈反应。

从法治理性视角审视，“吸毒记录封存”政策的设计不乏严谨考量。吸毒行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治安违法而非刑事犯罪，封存措施旨在“限制公开与常规查询”，并非彻底消除记录，更不等于“风险隐身”。其政策初衷在于为情节轻微的违法者创造社会回归条件，帮助其重新融入，从而降低再犯率、节约社会治理成本。同时，所有记录仍在公安系统中完整保存，对教师、保安、网约车司机等重点行业的准入审查依然可依法进行，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严密性。

然而，政策的理性逻辑与群众的道德认同之间，仍存在需要正视的落差。政策论证往往依靠数据和逻辑，而公众理解政策，则常常通过情感、记忆与生活经验。当专业表述强调“记录封存不等于放弃打击”时，部分群众直接感受到的却是“对吸毒行为的轻纵”。在中国社会，人民群众普遍对吸毒行为有着深刻的道德拒斥。在我们的民族集体记忆中，毒品曾给中国带来“东亚病夫”的屈辱与深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以巨大决心开展禁毒斗争，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举禁绝毒害中国百年鸦片烟毒的“中国禁毒奇迹”，无数禁毒英烈的牺牲更是铸就了全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道德共识。这份共识早已超越了法律条文的范畴，更是民族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的担忧，也源于对现实安全的朴素诉求与对制度公平的深切关切。毒品具有强烈的生理成瘾性与复吸风险，尽管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实行动态管控，但公众仍担心记录封存会弱化社区监督，增加用工与居住环境的安全隐患。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群众对制度执行的公平性抱有疑虑，警惕特权群体借“记录封存”之机“洗白”违法经历，近年来个别公职人员、明星艺人吸毒后“悄然复出”的案例，加剧了公众对“制度漏洞”的担忧。

当前社会利益多元、价值多样，政策制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但越是复杂，越需要回归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方法。毛主席曾告诫全党：“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而人民的认同是政策成功的基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项政策纵然在专业层面具有严谨逻辑，若无法获得广大群众在道德与情感上的认同，便难以真正落地生根、发挥效能。我们不宜简单将公众质疑归为“认知偏差”，更不能以“法治进步”为由忽视群众感受。当群众对政策提出质疑时，首先应当反思政策本身是否存在盲区，有无优化空间，而非急于教育群众“正确理解”。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时代的治理实践，既需要科学理性的专业精度，也离不开植根人心、呼应情感的道德温度。只有让政策的逻辑与群众的认同相衔接，让法治的进步与社会的共识相融合，才能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凝聚起最广泛的人心。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自觉践行，是在社会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委组织部研究室：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