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长久以来被视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社会公义的承担者、社会的良心，甚至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呼。但当下中国，由于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记者的职业光芒越来越暗淡，社会对于记者的评价也越发多元化，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部分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

“新闻民工”是传媒业市场化的产物，最早是相对于在编记者而言的，没有户口、职称甚至记者证的媒体从业人员，又被称之为“体制外新闻记者”。“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超时工作与低廉的报酬在媒体行业中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开除。他们不仅客观指标上处于新闻单位的最底层，而且具有强烈的‘底层感’，因而被称为‘新闻民工’”(周翼虎，2009：229)。

然而这一称谓随着记者们工作环境恶化，待遇降低，工作强度加大，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自我贬斥的称谓。记者们感受到作为知识份子的光环正在逝去，逐渐变成了为养家糊口而劳碌奔波的低级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地陷进工作和生活的窘境，从业者普遍感到工作满意度不高，价值感不强，所以以“新闻民工”的称谓来戏谑自己的职业。

2. 记者们的职业焦虑

当新闻院系的学生们学完新闻传播学的课程，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时，他们所期许的“舆论监督者”实际上并不好做，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远非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夏倩芳等学者于2010年对大陆地区的千余名新闻从业者展开问卷调查，根据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发现线索、确定选题、设定报道框架和报道风险担责四个阶段，描绘媒体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报道常规。其调查显示，在确定选题环节，事件的敏感性和宣传口径压过新闻价值，成为最重要的选题衡量标准，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有具体归因对象的经济性冲突，涉及贫富、阶层、地域间冲突的议题可被就事论事地作为个案报道；在设定报道框架上，正面报道和如实报道的方式最为常用，“就事论事”是避免选题“被政治化”的常用手法；最后，在报道风险追责上，由于媒体内部通常采用计件绩效制度，当事记者难免会受到经济或其他惩罚，其产生的寒蝉效应，使许多媒体人不敢冒险（夏倩芳、王艳，2012：43）。

可见，在“监督者”角色期待下，媒介及其从业者面临“不可承受之重”，批评报道成为一种技巧，甚至是话语策略。而且，“为监督而监督”的迎合心态，很可能使新闻媒介坠入“民粹主义”的深渊。民粹主义直接诉诸受众，极易获得市场和道德的双重认可，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但是，民粹主义话语或置专业主义于对立，或凌驾于其上，不仅可能分裂新闻专业社区，而且可能破坏新闻专业主义的公众基础，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缺乏长久动力和支持。尤其是当商业主义与民粹主义合谋的伎俩被揭穿，失望、悲观的情绪便迅速蔓延，极大地影响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声望。”（谢静，2008：36）

2 . “社会建设参与者”的角色期待

新中国成立后, 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看到记者的身影, 宣传者和参与者这两种职业角色往往同时出现在记者身上。1997年, 陈崇山和祝建华对5800名中国记者进行调查, 发现72%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参与者) , 同时64%的人认为记者应该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宣传者) 。（陈阳，2006：59）

“宣传者”主要是来自于官方对于媒介功能的期待，虽然这种功能不断地受到市场化环境的解构，但是它所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仍然使它具备顽强的生命力。

而作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则是普通民众对于新闻记者的一种诉求。我们在2014年8月间到山东的调研中发现，一些民众对于舆论监督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能充分地理解，相反他们对于这种监督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很惋惜。尤其是对因记者们失误所导致的损失更是耿耿于怀。

这种社会认同也可以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的建立，避免有偿新闻或假新闻等有悖于新闻伦理的行为。但是， 这一角色期待也隐藏着缺陷。其一，从业者过度认同精英定位从而轻视、怠慢受众；其二，记者过于强调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时，可能面临违背伦理和媒介审判的危险。

在一次座谈中，一位法学教授做了这样的发言，或可称之为对新闻界的建议或者批评，“现在新闻界对于我们大学教师的批评太过了，纵然有个别教师有损师德，但是如果一概而论，未免有失偏颇。新闻界应该适度的匡正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在这样的表述中，虽然不切实际地把所有新闻媒体看做一个整体，可以统一指挥的宣传工具，但实际上仍是对媒介作为社会的宣传者、建设者的社会角色的期待。

当然，在不同的场合，记者也被期许为“弱势群体的救助者”、“社会冲突的调停者”、“主持公论的包青天”，等等。这显然同记者们自我认同的“舆论监督者”有着显著的不同。

推动“呼格案”的新华社记者汤记

3. 艰难的“调和”和“失去的市场”

在媒介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为了媒介的生存，记者们试图做着各种“调和”，以满足各方面的角色期待。同时，中国受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 他们需要深度报道而非肤浅信息，需要事实而非观点，需要自己形成判断而非接受被灌输的结论。与这种需求相对应， 一些记者学习西方的客观报道手法，扮演观察者角色，重视时效性，事实与评论严格分离，以提供事实为首要目标，文字冷静理性，标题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陈阳，2006：61）。

客观性备受新闻从业者的推崇，这其中既有职业理想的、行业规范的内在要求，亦有现实考量。首先，客观立场可以较好地平衡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官方和民间两种立场中找到平衡，既与官方信源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而确保其商业利益不受损害。另外，客观立场对于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记者陈述确切的事实，并且通过呈现不同立场者的观点，起码做到了形式上的平衡，能够很大程度避免媒介审判，或者遭受新闻官司及公众指责。

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这种调和的做法太多的时间，当专业记者把持的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丧失了对于时事的评品，批判的武器正在变得没有力量，传统媒体实质上是将“议程设置”的“大权”拱手让于新媒体。

三、结论：陨落的不仅仅是地位

1. 职业神圣感的陨落

我们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人员生存状态恶化，经济、工作压力大，健康状况堪忧，缺乏职业归属感，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高达43.5%的人觉的自己“疲惫”或“很疲惫”，仅有1.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充满活力”，其余人觉得“还可以承受”。在这样的情形下，拥有高学历的部分新闻从业者便开始倾向于另谋他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2010年在谈到工作压力时说道：我们有个年轻的记者，去年入职的，北大新闻系的硕士，到了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来找我，说他打算要走了，我说为什么年轻轻刚来就走，好不容易办进来解决了户口。他说他实在是受不了压力，去年一年走遍了整个中国，宁肯去当公务员（商建辉，2013：71）。在我们的调查中，在被询问“是否考虑转行时”，仅有16.9%的新闻青年从业者表示“不愿转行”。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既渴望丰厚的物质利益，又怀抱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当他们认为“职业理想”无法实现时，易倾向于把谋利作为工作的最主要目的。

在问及“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时，有71.1%的青年新闻从业者表示是“薪酬”，仅有9.4%的表示是”能否自由采访、自由发表”，其趋利化可见一斑。但谋求利益并非这些青年新闻从业者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最初动因。在问及“从事新闻工作的主要动因”时，有49%的青年表示是为了“实现新闻理想，推动社会进步”，仅有17%单纯地表示是为了挣钱。在自己的从业初衷难以实现时，大部分的青年开始将生活和经济的压力放到了眼前，开始谋求各种方法使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当理想遭遇现实的窘迫时，头顶的王冠便失去了光芒。

2. 新闻真实性蒙尘

“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由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新闻与娱乐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凸显，会将新闻进一步拖向媚俗和消费主义的通俗文化领域，使之日益失去符合专业主义原则的新闻话语所应当具有的理性和批判精神。”（陆晔、潘忠党，2002）